摘要：从公园南门进入，左转，跨过一条小桥，这里是莲花山最热闹的角落之一。这些生于50、60年代的叔叔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而来，他们会互相试探性地向某个看起来有眼缘的陌生人提问，“是给闺女还是儿子找对象”。...
莲花山公园相亲角最不缺的就是中老年人。
从公园南门进入，左转，跨过一条小桥，这里是莲花山最热闹的角落之一。这些生于50、60年代的叔叔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而来，他们会互相试探性地向某个看起来有眼缘的陌生人提问，“是给闺女还是儿子找对象”？
偶尔的偶尔，他们也会发现，有些人是为了自己而来。
相亲角按照年龄和性别把征婚信息分成几大不同的区域，最少的是“中老年女士”和“中老年男士”。他们不算是婚恋市场上的主流，但却也代表了某种特殊的追爱模式。人过中年再度寻找另一半，大多数人是因为离异，还有一部分人因为丧偶。
他们的需求大多很现实，单刀直入——想要找个老伴互相照顾，还有人直接说“我没有爱”。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独立，在深圳这座快速的城市里过着独居的生活，他们心里渴望着陪伴，但又有对爱情的恐惧。相比起年轻人的爱情，中老年的婚恋市场，一些物质的需求变得更直接，但精神的需求也变得更纯粹。
人过中年，他们选择再次寻找另一半
大约十年前，杨静向东南跨越4000公里抵达深圳，在新疆出生成长、结婚生子的她离开了那片绿洲点缀其间的戈壁滩，彻底离开了那个给她留下一辈子阴影的家。
因为遭遇丈夫家暴，杨静选择“解脱”、带着3岁的女儿离了婚，后来为了躲避当地的闲言碎语，她来到“没有人认识”的深圳。1983年参加高考、大专学历毕业的杨静最初做财务工作，后来转做金融产品销售。“拼了命去做，底薪加提成，一个月就4、5千块钱。”销售工作考核业绩，连周末杨静都在加班。除了担心再婚会让年幼的女儿无法接受，独自支撑家庭更让她无暇顾及自己，“没有心思再去找了，感觉也没有资格去找，找也找不到好的”。
2017年，女儿结婚成家、远嫁山东。第二年，杨静北上看望女儿时，女儿说让她找个伴儿。当时已经50岁的杨静在深圳没有其他亲属，她也觉得可以找个老伴儿互相照顾、共度余生。“退休了、人老了觉得很孤单，找个伴最起码说说话、聊聊天，一起出去散散步。”
后来经人介绍，杨静知道了莲花山公园相亲角。去年，她在“中老年人区域”的女士区域上挂出了自己征婚信息表，准备再次寻找另一半。在择偶标准一栏里，她特意加上了“脾气好”这个要求。
在女士区域背后，黄磊挂在男士区域里的信息表个人情况栏里写着“国家级音乐家”。生于1942年的他，可能是莲花山相亲角上目前年龄最大的征婚者。
36年前，他作为特区第一代垦荒牛来到深圳，在来此之前他就已经离婚。在深圳的36年里，除了中间短暂地有过一两个伴侣外，他基本都处于独居状态。从青年到老年，黄磊在深圳就这样以独身的状态走过几十年。中间陆陆续续有朋友给他介绍过，但都没有能走下去的。
和一些老年人不一样，黄磊觉得自己的孤独并不是生活上的孤独，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对我来说，找个伴侣更多是希望有个亲密的人可以交流”。
黄磊说自己没办法接受和自己聊不到一起的人，“之前见过一个相亲对象，我问她奥巴马是谁她也不知道，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伴侣”。黄磊形容自己见过的一些对象，“基本都只会聊萝卜白菜土豆，大家不在一个频道”。
形形色色的择偶标准
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责任心，这些关键词在征婚信息表里面的择偶标准一栏出现频率很高，这些老生常谈的描述代表了包括中老年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对理想伴侣的基本要求。学历相符、三观契合，更多涉及精神层面的标准也同样是不少中老年人在重新寻找另一半时所看重的。
黄磊的要求在相亲角中不能算是高的，参加过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1978年进入高校学习艺术专业的李雨对另一半的各项标准可谓“严苛”。
李雨从小学习声乐、芭蕾，高校毕业后进入艺术学校教学，后来又调入深圳某事业单位工作。她平时很注重保养，1958年出生的她至今仍是一头黑发，她说平常上街束起马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她也因此对另一半的形象要求很高，包括身高在175-180cm之间、相貌端正，“比较看重眼缘”。
据她观察，生活中许多与她年纪相仿的男士“看着特别苍老”，而且思想陈旧、固化，“不像我们搞艺术的比较跟得上潮流”，因此她要求对方的年龄要比自己稍小一些，而且最好要有大学学历。“两个人的认知要在一个高度、三观在一个点上，这样磨合就不会产生很多问题。”
而有一些人的标准非常直接。在朱晖的征婚信息表上，择偶标准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可生育。
朱晖年近60岁，和前妻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他写的个人情况介绍和择偶标准“头重脚轻”。相比于择偶标准，他在个人情况栏里几乎写完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退伍军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原先在河南老家开公司，自购土地600多平米。在其中一段，他还写上了，“一副局长曾说，谁嫁给我，谁幸福”。2004年起，他来到深圳做物业管理公司，在深圳买了一套三房。
朱晖宗族观念很强，他说话直截了当：“我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有个孩子，如果没有孩子，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有了孩子，总会有人纪念他。”
上一段婚姻里，朱晖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女儿跟了前妻，他擅长书法，常常用毛笔写信给女儿，希望女儿感受到自己的真挚。但女儿自从上大学后就和他断了联系，他的前妻也不再与他来往。对于此前婚姻失败的原因，朱晖不愿过多谈及，只是说双方“不太合适”。
走过人生五十余载，朱晖觉得生活其实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吃饭、做事、休息”，放到求偶上，道理亦是相通，“只是想要简单的生活”。
中老年爱情故事里有没有爱情？
陈强的妻子在20多年前去世，在那之后，他一直没有再找伴侣。自从去年把自己的征婚信息表张贴到莲花山公园相亲角至今，陈强说自己收到的来电“非常多”。但一两百通的联系电话，也没有成全他的一桩心愿。相较起那些动辄长篇大论的个人情况介绍，陈强的个人情况用两行手写的字就写完了。学校食堂厨师，来深十年，人踏实、勤快、上进，孩子都已成家，无负担，寻找有缘女士度过下半生。
好好过日子，是陈强现在对伴侣全部的期待。已经年届60，他现在全部的向往就只剩下那种传统定义上的家庭幸福，“我可以供她生活无忧，她能照顾好我们的日常起居”。谈到爱情，他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这把年纪谁还去想这些”结束了这个话题。
如今依然活跃在深圳艺术领域的黄磊，和陈强以及其他许多中老年人对爱情的想法不同。从事艺术工作几十年，他对爱情仍有一种天真热情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把年龄谈爱情很可笑，但其实人有思想，年龄再大也可以拥有爱情”。
也正因如此，他对下一段婚姻的期待不是普通家庭的那种“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他只希望能找到一个精神上相通的伴侣，共度二人世界。
一样相信婚姻中存在爱情的还有李雨。12年离婚后，李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照顾父母和打理自己开办的声乐教学班上。直到后来父亲去世、去年母亲回到老家由亲戚照顾，她才开始感到一个人的孤独。“现在往老年走，这个年龄走得很急，我就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是不行的。”热爱旅游的她在母亲回家后独自出去旅游，孤零零一个人的她看着别人成双成对“感觉很不好”。
除了需要生活方面的帮扶，她更希望能和未来的对象达到“体贴入微”的程度，但她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两个人相处肯定是从伴儿先做起，然后慢慢逐渐转变为亲人、转变为爱。”
但生于1966年的林玲并不相信爱情。此前特意从云南老家来到深圳“督促”女儿完成婚姻大事的她，现在和女儿挤在租住的一房一厅里。她估摸着未来女儿会定居深圳，因此也萌生了留在深圳的想法。她已经离婚20多年，原本在云南老家独自生活得很自在、一直没想再婚的事，如今也在相亲角贴上了自己的信息。
“年轻人都不相信爱情了，我们还相信啥？”在她看来，婚姻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不得不谈的物质条件
双方的经济条件是谈婚论嫁这件事情上绕不过去的话题，在相亲角的中老年人中也同样如此。
在云南的老家小城和省会昆明，林玲和女儿分别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每月退休金2500元，即使加上两套房产每年4、5万元的房租收入，林玲也知道自己的收入比较低。但她觉得，生活中“男方还是要出多（钱）一点”，两人结合后的财务也应该由自己掌管，对方有房也成了她的硬性条件。
林玲用传统习俗解释自己的想法：女方出嫁时男方需要提供彩礼，“男方如果没出这个彩礼，他的结婚成本很低的话，离婚的成本就会很低”。她觉得，有稳定居所、答应由自己管家，和对方的人品一样重要。在她看来，这些物质上的条件，就像是男性在未来会对女性负责的承诺和约束，“我不想当免费保姆。”
她提到，此前自己跟一位自称高级工程师退休的男士有过接触，对方有自己的住房，但在房子装修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林玲理想的装修成本需要20万元，对方有些犹豫并且反问“你是不是不爱我”，她直接说“我没有爱”。
在林玲看来，对方接受装修房子是一种“诚意”，而且装修的房子未来并不属于自己：她说并不要求把名字加上房产证，只是想要对方承诺能在自己去世后允许她继续住在房子里直到她离世。
林玲想过，如果最终找不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伴侣，自己就卖一套云南的房子，在深圳买一套公寓或者城中村的房子，只要在200万以内她觉得自己都可以承受。但需要考虑女儿结婚后能否支持她一部分资金，她不会把自己所有的养老金都拿来买房。
刘月则已经把林玲未来的计划变成了现实。去年老伴儿去世后，61岁、家住辽宁的她被儿子接来深圳，带孙子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主要部分。如今孙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外婆、外公也来帮忙照料，刘月没那么忙了，“一个人也想找个伴儿，但是没合适的也不想找”，经人介绍她也在莲花山公园相亲角发布了信息。
刘月早年曾经经商，她说自己很敢“扣房子”：在儿子大学毕业后她就为他在深圳购置了房产、如今升值了上千万元。她也为自己在宝安区买了一套公寓，“平常要是跟儿媳闹不愉快了就过去住两天”。
自己有住所让她“够有底气”，所以她的择偶条件里并没有“住房”这一条，但是她说退休金是必须的。爱好旅游的她更愿意把这个伴侣看作是“伙伴”关系，“没钱，出去玩机票都买不起，酒店也住不起”。她也并不期待跟未来的伴侣过甜蜜的“二人世界”，“我还是以孙子为重”，之前相亲过程中一位男士提出类似的想法立马被她拒绝了。她觉得，在这样的关系中，两个人生了小病可以互相照顾，如果得了重疾还是各自去找子女，“再不行就找保姆”。
即使相信婚姻最终能产生爱情、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但李雨对于对方的经济要求也不会因此降低。她每月的退休金收入有1.5万-2万元，她觉得对方也应当与她相当，注重生活品质、比较“小资”的她常常光顾音乐会、咖啡厅，对方的消费水平自然要能与她相匹配。尽管她自己拥有一套等待旧改的住宅，但她仍要求未来的伴侣能有一套自有住房，“这是他能力的一种体现”。
相亲市场中，男性对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似乎不那么明确。同样相信爱情的黄磊觉得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在自己过世后对方能继承他的部分遗产，但至于是多少他没法说。而学校食堂厨师陈强在深圳没有房，住在学校宿舍，收入虽然稳定但也不算很高，他说自己“最讨厌上来就谈车和房的”。
中老年人相亲的理想与现实
睡到自然醒，买菜、做饭、吃饭、午睡、洗衣、跳舞，杨静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一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有时候……也习惯了、没什么。”杨静中间顿了一下。
“如果找得好，两个人一条心能继续走下去过完一生，但如果找得不好，那又是一场灾难。”曾经遭遇家暴，让杨静对再找伴侣这件事保持谨慎。来到深圳后，因为工作并不稳定，杨静没敢贷款买房，直到退休仍住在出租房里，但她与林玲一样对伴侣也有类似的房屋要求。不过因为有退休金维持生活，她不是一定需要再次走入婚姻当中。
伤害不仅仅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烙印，因为离异，女儿小时候曾被其他同学嘲笑“没爹”，因此对家庭的破裂耿耿于怀，还曾经埋怨过杨静选择了离婚，结婚时也没有宴请亲友、只是简单领了证。
杨静并不指望不在身边的女儿能在未来照顾自己，她选择自己为即将到来的老年做打算。自从开始相亲以来，她陆续接触的十多位男士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她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在相亲角找到合适的人，因为听说有人在那等了十年都没找到。“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那就自己过。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就去养老院。”
朱晖对自己在相亲角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离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朱晖觉得自己的条件其实“很好找对象”。据他说，那个时候除了有女性愿意和他在一起，甚至还有不少女生的父母找到他，希望成为一家人。但“年轻时总觉得会有更好的选择，拖到现在，我反而成了被动的了”。
这么多年来，朱晖一直期望再有一个自己的小孩。 “和我年龄接近的，已经不愿意生了，还能生的，也嫌我年纪大”。这是他征婚的一个“死循环”。但他觉得，虽然自己提出的“可生育”的要求很难达到，但自己“不可能找不到”，其实还是有能匹配的，只是希望再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合适的。
与杨静类似，李雨也深知自己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除了在相亲角贴了征婚信息，她还在一些婚恋网站上缴费成为了会员。在跟朋友交谈和网络聊天过程中，她发现跟她同龄的男性“都不愿意找我这么大的，都会往更小的找”，而她又因为形象原因不愿接受比自己更大的对象，“大了都显老”。
除了在视频聊天中加上模糊双方实际年龄的滤镜，付费的婚恋网站会员并不比免费的相亲角更有用。之前能和李雨在网上聊得来的男士都不在深圳，而异地意味着收入水平的不同，而这是她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些网站上“女多男少”——这也与相亲角中的情况类似。
李雨觉得，现在为中老年人寻找新的另一半的服务太少了，她期待能有机构举办线下见面的午餐会，“分为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这样才能让自己更有机会遇到符合要求的伴侣。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会一直去找，到80多岁我还坚持去找。到那时候能找到一个伴儿，还可以过几年。”即使到了需要养老的年纪还没能找到能互相照顾的老伴儿，她宁愿选择社会上的养老方式。自己的标准不会降低，李雨说得干脆而果断。
（应受访者要求，杨静、黄磊、李雨、朱晖、陈强、林玲、刘月均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焦明梁 吴灵珊
摄影：南都记者吴灵珊
